第198章 年4月24日 广东省公安厅宿舍（1/2）
第198章1968年4月24日广东省公安厅宿舍
第一百九十八章
1968年4月24日
广东省公安厅宿舍
陈振忠连续几天反复突审了林华堂、田佩瑜和郑旭，相互印证，取得了比较详实的口供，基本弄清了西江一号从被俘到叛变加入保密局到长期潜伏的事实，以及传递给对岸的情报内容，心里算是松了一口气。
由于手头没有确凿的证据，本来他很担心拿不下林华堂，因此将突破口选在田佩瑜身上。
作为香港站的主要骨干之一，田佩瑜的档案在处里早就跟踪并建立了，为此，处里曾经对他在大陆的亲友情况专门进行过调查了解，因此多年前，他就掌握了田逸伯的基本情况。在动手拘捕之前，就让方梅去把田佩瑜的父亲田逸伯从湖南老家设法接过来，原本想通过父子见面打感情牌的形式，来作为软化田佩瑜态度的杀手锏，却没想到台湾方面把田逸伯供入“忠烈祠”当作烈士来宣传，这一见面就直接戳穿了国民党当局的谎言和丁守拙的险恶用心，让田佩瑜幡然醒悟，信仰完全崩塌，心理防线和怨恨心态彻底崩溃，从而痛快招供，为揭开林华堂的真面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了从军区新发现的讯问材料作为旁证，加上田佩瑜的口供，让林华堂的侥幸心理也终归破灭。
经验老到的他绝不会让对手准备好对付审讯的策略，绝不会给对手留下侥幸的空间。他把握战机，乘胜追击，连续突击审问，直到拿到能够互相印证的全部供述。
他已经在看守所里足足待了五天，当他走出看守所的大门时，竟让刺目的阳光晃得一阵眩晕。多日的春雨霏霏后，难得有个晴天，温柔的春日阳光洒在身上，让他感到分外的惬意，这份惬意其实更多的来自案件突破后的欣喜。
今天是星期天，他回了趟家先冲个凉，然后准备换身衣服，去找柯松岩汇报。
正当他心情愉悦地在厕所冲凉时，老婆在外面“咣咣”地敲门。他一打开门探出脑袋，看见黄艺雯一脸紧张的神情：“电话！听声音像是……那个谁。”
他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几个大步冲进卧室，一把抄起床头柜上的电话。
“喂？”
“系唔系陈生？（是不是陈先生？）”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粤语，背景声很嘈杂，还有汽车的鸣笛声，显然是用街边的公用电话打的。
“系，边位？（是，哪位？）”
“有朋友明日来游西江，叫孙兴。”
“好，听住，安全！静默！”陈振忠怕对方挂电话，赶紧抢着说了几个字。
“嗯。”对方电话“咔嗒”一下就挂了。
陈振忠手握听筒沉思良久。
柯松岩现在虽然贵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兼全省“公检法”的总负责，但仍然住在省公安厅家属院的一套三居室里，跟陈振忠家就隔一栋楼。这还是他当厅长时单位分的房子，一儿一女都当兵去了，屋子里显得空落落的。
看见陈振忠，柯松岩很高兴：“怎么？搞完了？”每天陈振忠都打电话向他汇报，他很了解审讯的进展情况。
陈振忠拍拍手上的档案袋，“我和方梅轮番上阵，足足搞了五天，可以提请逮捕了……哎，丁大姐不在家？”
柯松岩的老伴儿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山西老八路，朴素得如同一个老保姆，在家属院里极受尊敬。大人们都尊称“丁大姐”，小朋友都叫“丁奶奶”。
“买菜去了，现在的菜场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菜卖，一天要去好几次才会碰到有点新鲜蔬菜，来点菜就疯抢。唉……不说这个了。”柯松岩一边熟练地烫着茶杯，给陈振忠沏茶，一边嘴里抱怨。
陈振忠正色道：“老厅长，现在王厅长、郭厅长都不在了，有个重要事情我要向您直接汇报。”
“你说。”
“就在出门前，我接到我们派驻香港的一位同志电话，紧急通报说，对面又派了一个叫孙兴的家伙过来跟西江一号接头。”
田之雄的事情除了郭曼国和陈振忠外，也就是厅长知晓，连柯松岩都不清楚，因此，虽然柯松岩现在是省里主管政法工作的大领导，陈振忠仍然恪守保密原则，把话说得很含糊。
“哦，这么快又派了一个，你怎么看？”
“从田佩瑜入境至今已经十一天了，我认为，香港站应该已经意识到田佩瑜出事了。根据田佩瑜的供述，西江一号是叶翔亲自发展的一张王牌，以前一直由叶翔亲自掌握，六三年为了配合湘江计划的实施才转由香港站联络的，因此，这次是田佩瑜亲自进入大陆来与西江一号接头的。如果田佩瑜出事，香港站会十分紧张，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西江一号的安全。如果我是香港站站长，我会判断，田佩瑜被捕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入境时就被我们发现，还没来得及与西江一号接头就被抓了；二是与西江一号接头时或接头后被抓的。后一种情况意味着西江一号肯定也暴露了，而前一种情况则要看田佩瑜是否招供此行的目的。我觉得香港站可能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们再派一个人来的目的，很大的可能是为了搞清楚西江一号是否已经暴露，如果顺利接上头，则意味着西江一号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林华堂搞清楚田佩瑜出事的原因和表现。毕竟，如果西江一号这么重要的内线一旦出事，叶翔必定大怒，香港站站长肯定要吃不了兜着走；如果只是田佩瑜出事而西江一号安全，则大家都松一口气。”
“分析的有道理。看守所里那几位表现如何？”
“自从田佩瑜的父亲田逸伯被我们从湖南接过来与田佩瑜见面后，对田佩瑜思想触动很大，国民党编造的谎言破产了，加之郑旭供述说，一旦有事就对田佩瑜下手，这些都让田佩瑜十分愤怒，他原来的精神信仰已经完全崩塌，看法完全转变，对审讯十分配合，几次审讯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况，为我们突破林华堂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林华堂呢，一开始十分猖狂，企图拿造反组织做挡箭牌，虚张声势，以为我们不掌握他当年叛变和加入军统的证据。当我们把从军区档案室找到的对看守黄非的讯问笔录、田佩瑜的供述情况放在他面前时，并吓唬他可以通过田佩瑜向香港站要档案材料来证实他的身份时，他才感到无法抵赖。尤其是当我们说到因他的叛变导致北江支队十二名被俘的游击队战友牺牲时，他痛哭流涕。从那次审讯后，他变得比较配合，基本上供述清楚了罪行。至于那个郑旭，就是个行动特务，表面上是保护田佩瑜的安全，实质上有监视的意思。他接受站长的指令，一旦西江一号有危险，或者田佩瑜有变节的企图，就会毫不犹豫地干掉田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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